疫苗之痛：为何造假泛滥成灾？

前言：在中国，但凡涉及“孩子”二字，都能触动社会敏感的神经，导致群体性刷屏事件。最开始是三鹿奶粉事件，接着是莆田系，然后是红白蓝幼儿园，这回是疫苗，那么下一回呢？还有多少口子没有堵住？

如今频频发生的质量问题，究竟是社会道德问题，还是法制问题，或者是体制经济学问题？今天抛砖引玉，发表一些个人看法，望高手拍砖，小白膜拜。

一、“以骗为生”

当今有多少公司是“以骗为生”的？

这个问题是好问题，虽然不好回答，但引起人们开始对中国商业生态的思考，从种种迹象表明，这类公司其实不在少数。除了上文提到的几起有代表性的事件外，恐怕不少还“运行正常”的公司，或多或少都有猫腻。

举个融资圈的例子：一个40多岁连飞机都没见过的农村光棍，生活毫无盼头，跟银行也是白户（即没有贷款）……就有神奇的中介公司，能够通过一系列操作，通过半年时间伪造信用记录，从银行、网贷、信用卡等渠道，能贷出100-200万来（俗称褥羊毛）。这钱肯定是还不上的，哪又怎样？大不了进去坐几天，被列为失信人，出来就可以享受人生了。

老赖，现在是一种潜在的资源，你不是一穷二白，这些中介公司还看不上你。一般想靠自己奋斗改变命运的，都不愿选这条路。这种中介公司，怎么评价呢？是劫富济贫？还是骗贷的社会毒瘤？有或者是财有道的商业创新？

这是特殊土壤酝酿出来的奇特植物，谁叫我们生活在一个守法成本高，违法成本低的社会呢？

二、管中窥豹，可见一斑

三聚氰胺事件出来后，三鹿董事长背锅，但其他奶制品公司，也其实在用三聚氰胺，那时是行业潜规则。你不用三聚，其他公司用了降低成本，监管如果没到位，那么就是不用三聚氰胺的“好公司”被逆淘汰。

假想一下，如果在另外的平行宇宙中，先出事的公司不是三鹿，而是xxx公司，那本该“罪大恶极”的三鹿董事长，是不是人生就完全不同？

换到疫苗这事上，道理也差不多。如果没出事，也没监管介入，那么长生生物高达70%的净利润率就有了碾压对手的实力，同行会不会眼红跟风？这回长生公司背锅，其他做假疫苗的公司，不该对公众有个交代？不该事后追责，对受害的客户进行赔偿？

三鹿事件后，进口奶粉大卖，那么以后我们是不是只用进口疫苗？谁都知道进口的贵，有没有便宜又靠谱的疫苗？抱歉，目前的答案，恐怕是没有。

整个社会，弥漫着一股“唯快钱是纲”的氛围中，赚不到钱，是罪，赚不到快钱，同样是罪。社会风气助长了“只要抓到老鼠，黑猫就是好猫的”价值观，又没有建立有效的赏善罚恶机制来规范行业，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医药行业，自然容易滋生宏图巨骗。

三、思考及未来的展望

我们不能靠刷朋友圈，也不能靠出了事之后造舆论声势来解决问题，更不可能置身事外，疫苗和空气质量一样，属于公共领域，除非你移民出去，否则迟早跟你有关。

好的游戏规则是需要法制+行政监督+舆论（道德层面）共同构成，道德的底线高、法律的要求低，而行政监督有寻租空间，现实和虚拟世界一样，好的游戏规则是需要不断调试才能做出来的。

其实早在2013年，就有报道《疫苗之殇》刷爆朋友圈，又迁出了2015年的山东疫苗案（济南警方就向20多个省市发出过协查通报，媒体有报道，当时没人关注），两年时间过去了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政府官员、专家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系统性解决方案，媒体也没有查实到更多的真相，而是热度一过就烟消云散。我们连“游戏策划”都还做出来，就别说调试了。

而这回长生公司爆雷，会不会又是过眼云烟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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