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失信，儿子遭大学拒录，是否合理？

昨天，有一则消息，一出来就在各大媒体炸开了！

据鱼叔了解到，这位父亲曾被强制执行，纳入失信名单时，执行法官已明确对他告知失信后果，但当时，饶先生心存侥幸，并未正视。直到现在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立刻还钱。

其实，失信人员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，且我们必须承认我国失信人员的人数确实呈逐年上升趋势，自2013年最高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库以来，全国法院共纳入失信人员就有673万例，这一方面来说加大对失信人员的惩罚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
但当鱼叔看到这则消息时，第一反应却是：对失信人员采用“连坐”制合理吗？

虽然这个方式对个别的案例有立竿见影的效果（因他孩子要上的大学需要严格的政审），但是也有很深的隐患，从而埋下未来交更高智商税的祸根。

请看看法律对失信人的惩罚条例：

不能任高管，外加限制消费，可他们骗的可是实打实的钱！心理上，感觉惩罚力度确实有些轻。

唯一对身边的人有限制的，就是第七条（标了红框的条例），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的私立学校。国内的私立大学，要么是外资贵族学校，要么是野鸡大学，前者属于奢侈品消费，后者属于填坑式消费，二者都不用参加高考的，交钱就可以上。

拼高考分数能进的北京知名大学，都是公办的，这算是常识，就算父母都是特级罪犯进了班房，子女入学也不受限（失信难道比刑事犯罪对社会危害更大？）这是法律常识。

现在我们假设“连坐”这一方式适用于“失信”的人员，即一人失信全家被社会排斥。那好，失信人的孩子无辜躺木仓，从此对这世界开始绝望和怨恨，走上犯罪和反社会的歧途，这难道不是更大的悲剧？

就社会学层面来说，道德对人的要求偏高，而法律对人的要求就是守住底线就行。失信一般属于欠钱不还，只承担有限责任，而不是无限责任。

再举个同类型的例子，帮助理解什么是“有限责任”：

比如开公司，注册时选择有限责任公司制，顺风顺水时赚了不少钱，投资人和法人都把钱踹了腰包。等到公司资不抵债要清盘破产，债权人上门来要讨债，。

跟法人说：公司没钱，你把房子车子卖了还债吧。

法人说：门都没有。有本事你告我去，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。你猜法律会怎么判？

债权人败诉！因为开公司本来就是高风险的事情，既然你投资、和他做生意时就知道了对方是有限责任公司，只承担有限风险，你就该知道最坏结果就是公司破产清盘，你只能拿回公司账面上的钱，对方的私产你是不能碰的，更不可能因此去惩罚对方的子女。

这个案例套用到故事里的饶先生身上，同样适用。说得直白一点，以前把欠钱不还的所有责任都推给借款人，还贴上道德负面标签。现在回归理性，出资人难道就没有责任？即使是银行，也该对自己的投资审慎，而不是为了冲业绩饥不择食。

看深一点，国家处于发展经济为纲的当下，法律实际上是偏向于保护敢于冒风险的人。敢于负债创业、投资，敢于负债消费拉动经济，算是政治上正确；

借钱一方，要脱离过去有国家兜底，自己投资不用承担风险的思想，尽快过渡到“审慎风险、自负盈亏”的思路上来。

有小伙伴要问了，如果出资人在法律上成了弱势群体，那我们是不是都该去“过把瘾就死”，尤其是现在混沌初开尚未尘埃落定的P2P？

另外，鱼叔有没有什么有效措施建议，可以增加对失信人的惩罚力度？现存的措施对失信人确实太过于走形式了。

对于第一个问题，不建议。不到万不得已犯不着，也不缺那点钱（顶多坑20万）。

第二个问题，个人认为是角度问题。想强制执行的角度是行不通的，就像网贷圈的车贷，因为涉黑涉骗，被监管层强烈整顿，现在成了戈壁滩，再无人想涉足。

所以还得从ta自愿偿还角度入手。群众觉得“违法成本低”，道德上有点气不平，无非是觉得失信人有钱不还又无法执行，那么就让ta更加别扭。比如，所有网络支付，包括信用卡、银行卡、支付宝、财付通都不能用，只允许用现金。在大伙儿都在电子支付的当下，一付款就等于暴露ta失信人身份。

“人言可畏，积毁销骨”，如果全社会道德标准高，风气正，那么以上招数就会很奏效；怕就怕社会已经沦落到“笑贫不笑娼”的地步，只能靠严刑峻法来纠正个人行为，这就不再鱼叔讨论范畴。还请大伙儿自重，将社会往前者引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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